王家烈简介

导读:贵州军阀王家烈靠夫人外交成为贵州王 王家烈夫人万淑芬【图】“夫人外交”成为“贵州王” 王家烈,字绍武,新站区小水人,生于1893年农历5月27日。1911年毕业于桐梓高等小学堂,家贫辍学...

贵州军阀王家烈靠夫人外交成为贵州王 王家烈夫人万淑芬【图】“夫人外交”成为“贵州王” 王家烈,字绍武,新站区小水人,生于1893年农历5月27日。1911年毕业于桐梓高等小学堂,家贫辍学。曾于松坎至遵义间以背盐为生,1912年去遵义,曾在遵义县境教私塾。 发迹 1914年8月,王家烈在遵义入伍,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后改称黔军。历任列兵、上等兵、下士、副班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司务长等职。其间,曾随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于川东、川南,“协守皇城”。后入湘参加护法战争,并于1915、1917年,先后入贵州陆军模范营和贵州讲武学校学习,1920年返黔后,升任周西成营八连连长,从此追随周西成驰骋于川滇黔境,以其沉稳、直率、善战的性格和功勋成为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政集团主要骨干。 1921年后,随桐梓系集团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王亦日渐提升,扶摇直上,1922年任营长、团长,1923年任旅长,1926年3月任黔军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后,周西成奉蒋介石令出兵讨共,命王率部入湘,驻沅陵,后退驻桐仁。1928年春,王又为第九路军总指挥周西成保荐为前敌总指挥,驻綦江、东溪一带。夏,川战发生,王被委任援川前敌总指挥,奉蒋介石令援川。10月,周西成、李 黔 东之战爆发,王家烈以第二十五军前线主要指挥官率部与李 部混战,致李失利,王亦负重伤。

贵州军阀王家烈靠夫人外交成为贵州王 王家烈夫人万淑芬【图】

王家烈 1929年5月,周西成在与李燊黔西之战中失利身死,王家烈率部由铜仁赶赴遵义,协同毛光翔稳住阵脚,组织反攻,使桐梓系重掌黔政。毛光翔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后,王任副军长。 王因“恃功而骄”,“不满于平庸而居己上”的毛光翔,并以其实力威望而致毛光翔心怀疑惧,毛王之间渐生嫌隙。兼之蒋介石加紧利用毛、王矛盾,促成分裂,以图各个击破,统一西南,将贵州军政权力收归中央,毛、王裂隙与日俱增。 足登“贵州王” 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为“讨逆指挥官”,令其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迅即得到黔东、黔东南广大地区,扩充了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兼夺得沅江上游滇黔两省鸦片集散地的巨额“特货保护税”,以购买枪械。又在参加1931年“清剿”张云逸、李明瑞部红军过程中,获蒋介石奖励大批枪械,遂扩军训干,实力大增。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代表出席会议。与会期间,蒋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并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五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王并向当局许诺吸收各方人士入掌黔政。正值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计欲先夺其兵权之机,王家烈却藉以口实于1932年2月重兵压筑,逼毛就范。蒋介石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 于其赴筑途中。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2月26日,毛光翔公布由王家烈代理省主席。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攻固地位,一方面采取亲蒋路线,另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一起,斥王“背叛长官,破坏团体,危害人民“,以“反新二十五军系统”为号召结成反王联合。1932年11月,由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随即发展为王家烈与犹国材之间持续数年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入主贵州。1932年11月5日,犹国材自安顺出兵攻贵阳,24日王家烈败走榕江,犹部进入贵阳。1933年1月1日,犹国材受蒋介石委任,宣布就任第二十五军军长兼暂时代理贵州省政府主席。1月19日,王家烈反攻入贵阳,毛、犹仓惶出走。21日,王家烈宣布复任。

4月8日,国民政府令王家烈复任,犹国材免职。 王家烈虽复掌政权,但已下受桐梓系集团反对,上又失宠于中央,外忧内患,财源枯竭,争战不绝,实力锐减。兼之“冶游无度,不大亲理政事”,大权旁落,犹、蒋、侯、车、毛等各自为政,时有骚扰。经济、吏治均一蹶不振,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虽也曾提出“整顿庶政”四点计划,似乎面面俱到,切中要害,但实际已无力实现,无法实施,终成一纸空文。王家烈总是一身戎装,系宽皮带,挂手枪。吃饭爱吃碗中米饭冒尖的“冒儿头”,爱吃麻辣豆腐。 王家烈能够成为贵州之主,得力于他的内助万氏夫人。万氏名淑芬,贵州铜仁人,名门之女。相传万宅门口,刻一副对联:“一门贰令尹,三代五公侯。”万淑芬自幼饱读诗书,虽是女流,却爱读兵书。王家烈驻铜仁时,不过是连长,托人向万家求婚。一九二六年,他终于与二十三岁的万淑芬结为伉俪。从此,万淑芬成为他的“军师”,屡屡给他设计妙策。万淑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以王家烈名义发表的文告、文章,皆出于万氏之手。 万淑芬还有着“外交夫人”的美誉,善言辞,擅交际,常代表王家烈赴南京、去上海,拜谒蒋介石、宋美龄,八面玲珑,富有外交手腕,为王家烈上上下下打点。每当王家烈行军作战,万氏夫人总是乘轿随行,在军中为王家烈出谋划策。这时,她把头发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装,但不结领带,外人不知,会以为是一位男士。其实,她是一位小脚女人,平素穿着宽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万淑芬不甘寂寞,喜欢出头露面。她曾代表王家烈到广西访问李宗仁、白崇禧,协商贵州烟土输入出境“通关税”的问题。她到广东会见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代表王家烈订立黔、桂、粤《三省互助条约》,暗中反蒋。更为奇特的是,每当王家烈行军打仗,她也总是乘轿随行,为王家烈当参谋。 万淑芬是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她把自己的兄弟子侄以及万氏家族和同乡安排在省府担任要职,万的叔父万稚新任省府秘书长,她的哥哥万载之任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长兼省府总金库主任,万式俊任县长,万式炯任团长,万式楷任营长,万式师、万式德任排长。这样,就在王家烈的政权中形成了一个以万氏家族为中心的铜仁籍人士掌权。有人称之为“铜仁派”。 铜仁派的崛起,致使来自王家烈家乡的“桐梓系”深为不满,两派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 当时,贵州省从上到下,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军队被人称作“双枪兵”(步枪与烟枪),时常祸害老百姓。而这些,王家烈不闻不问,全然不管,致使全省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载道。当时,有人作了一副4字联讥讽王家烈的统治: 王纲坠地万恶滔天对联中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另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 理讲诸公、狼公、狈公、饕餮公,公上加公。公心何在,公道何存,无非借公谋私利; 团防总局、饭局、赌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横额是:军阀万税。 王家烈常说,西南六省之中,川、滇、湘、粤、桂五省构成一朵莲花,黔在中心,乃是莲花之蕊。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他要成为西南群龙之首。蒋介石对于贵州军阀,是不给一文军饷的。但贵州军阀自有财源--鸦片税。贵州军阀主张,“有土必种,无烟不富”,“只准吸烟,不准嫖赌”。那年月,鸦片遍布贵州,甚至鸦片成了通用的货币!红军进贵州,买东西时,要么付银元,要么付鸦片!深咖啡色,像山东阿胶模样的鸦片块,成了银元、金条的代用品。种鸦片要付“种植税”,运鸦片过关卡要收“通关税”,吸鸦片要收“烟灯税”,开烟馆每灯收税三枚银元,在家吸鸦片每灯收税一枚银元……贵州兵以“双枪”出名,个个面黄肌瘦,如同张贞那“战无不败的豆腐兵”。 得知红军入黔,王家烈心慌意乱,不仅手下的“双枪兵”不经打,而且还分为四派: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副军长犹国才盘踞盘江八属;副军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一带。虽说三位副军长口头上都称服从军长,实际上王家烈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他的嫡系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 红军长征,四面环险,各个击破 1934年夏季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行动渐及湘黔境,蒋介石策划并严令“会剿”红军。王家烈反复掂量,权衡利弊后,“决定执行蒋介石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伺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

于是,5月,派蒋在珍、廖怀忠部往务川、印江、沿河,“防剿”红三军贺龙部,并借机排除异已,将廖怀忠部逼走湘西;9月,以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并亲赴瓮安、余庆督战,与湖南、广西“协剿”已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任弼时、萧克部;11月,奉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令黄道彬、谢沛生分别为省主席、军长代行拆,王亲临东路督战。12月中旬,中央红军攻克王数道防线,直抵乌江,指向黔北,王家烈企愿红军越境而过,只求自保。殊知,蒋介石“追剿”红军入黔之本意还包藏着“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 好”的用心。中央红军入黔为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贵州除去王家烈提供了绝妙良机。黔军对红军作战节节败退之时,中央军不仅未予配合,反于1935年元月6日直取贵阳,实际上控制了贵州局势。王被迫再派犹国材、何知重赴前线与红军作战,希求夺回黔北,以图将来。但该部在红军打击下,丧师失地,几连身家性命不保,为蒋介石夺取贵州权力创造了条件。1935年3月,李仲公奉蒋介石派,迫王选择军政中之一项。晏道刚代表蒋介石出面与何知重、柏辉章二王部师长进行政治交易,促其反王。王家烈被迫于1935年4月6日,通电请辞省主席职务。4月9日,蒋任命王为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随即,蒋又内外交攻,上下胁迫,逼王家烈于5月初请辞军长职务。蒋当即任命王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5月3日,即令王与张学良同机赴汉口。黔军全部改编为中央直属五个师,分遣各地。 蒋介石为了达到任川、黔、滇边境围歼红军的战略目的,纠合了川、黔、滇、桂、湘等省的军阀部队连同“中央军”薛岳所部,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其中川军十四个旅,滇军五个旅,黔军五个师,桂军两个师,“中央军”八个师、共计一百四十多个团。 西南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不同,亲疏程度和对蒋介石的态度也不同,但其共同点,都与蒋介石有矛盾。这种矛盾已在地方军阀堵截红军的战争中体现出来。问题在于,红军既已入黔,粤、桂军阀为汁么还要“请缨”?湘军为什么还要尾随跟入贵州? 第-,粤、湘、桂派兵入默是“送客”式堵截红军的延伸,也是在政治上与蒋介石争斗的继续。对于英勇西征的中央红军,湘、桂等省军阀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下堵截,但这种堵截又都是以“祸水他移”的利己主义作为原则的所谓“送客”。可是,如果他们在红军别离其境就漠不关心,不免显得过于露骨。

各个军阀倘若在反共问题上表现得不积极,那对他们在蒋政权之下的存在和发暖是很不利的。经常以共产党红军的威胁恐吓地方军阀是蒋介石对付地方势力的-张王牌。而指责蒋介石“剿共无能'反“纵共”等,也常常是地方军阀喋喋不休的话题。第二,各省军阀派兵入黔并没有背离维护本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由于贵州地处西南六省的中心,无论贵州被红军“赤化”,还是政权被蒋介石夺取,其政治形势的变化都会对邻省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湘、桂等省军阀出兵“援黔”,无非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由地以上原因,蒋介石纠合西南各省军阀,对转战于川、黔、滇边的中央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反革命包围并不严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向国民党中央“请缨”,要求准许粤、桂两省组织联军,“追剿”朱毛红军。多年来,蒋介石为动员地方军阀参加反革命围剿,常常不惜使用重金。现在粤、桂军阀“请缨”之电发出后,蒋介石的中央却迟迟不予答复。十二月二十七日,陈济棠鼓动“贵州旅粤同乡会”发出向粤、桂的求援电,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电云:“不意西南之援兵已备,中央之明令未颁……伏乞我总副司令,早兴又师,克日入黔。”(70)这是粤、桂军阀向蒋介石示意,若再不允许粤、桂部队入黔,他们就要自己行动了。但蒋介石对此仍无反应。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陈济棠才通电出师。大意说:“请缨”昨天已得到委员长的批准,特派张达率粤军四师、五师、六师由广州出发,会合广西部队,入黔“追剿”。 可是,粤、桂军阀的部队到这时候才得以动作插足贵州挤蒋,为时已晚了。 当我中央红军从桂北将要转入黔东南的时候,李宗仁与陈济棠接触频繁,策划由两广组织联军,乘红军西进之机,在蒋介石“中央军”进入贵州之前,抢先一步,巩固粤、桂侧翼。十二月十二日,李宗仁电白崇禧,说:“黔省关系重大,决乘追共机会,与粤联军入黔。已由伯南(陈济棠号--引者)联电五中全会请缨。”给蒋介石拍发这样的电报,是地地道道做了一件蠢事。这样一来,蒋介石知道了两广军阀的意图,就棋先一着,命令薛岳不要跟在红军后面追击,而要率“中央军”兼程前进,以拿下贵阳的首要任务。 因此,当一月十三日广西廖磊第七军进抵贵州都匀,粤军张达第二军经由水路向柳州运兵的时候,薛岳已率吴奇伟部开入贵阳,薛岳随即被蒋介石任命为贵阳绥靖主任。蒋介石先发制人,粤、桂军阀抢先占领贵阳的计划落空了。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对粤、桂军阀的“请缨”装聋作哑,置若罔闻的缘故。 粤、桂军阀此着虽败,但与蒋介石的争斗仍在进行。西南六省中,粤、桂而外的其他四省,只有贵州王家烈与粤、桂军阀结成联盟。桐楞系的命运与粤、桂军阀,持别是广西军阀的利益切切相关。所以李宗仁、白崇禧不能不予贵州以更多的“垂注”。中央红军将到贵州时,李宗仁、白崇禧多次致电王家烈,警告王蒋介石很可能要玩弄一箭双雕的阴谋。李、白恐怕黔省王家烈被蒋介石搞垮,广西唇亡齿寒,主张两省紧密联络,一面追堵红军,一面抗蒋。王家烈接受了李、白的建议,在他的作战计划中,制订了必要时靠拢广西的方案。桂系密磊串第七军进驻都匀后。摆出的姿态是:一面帮助王家烈堵截红军,一面暗中支持王家烈对付蒋介石。同时廖磊亲赴贵阳,面授白崇禧为王家烈设计的脱身计。廖对王说:“在必要时,你本人最好托辞在都匀'养病',部队交别人指挥,看情况将主力调在黔南,蒋介石把你没奈何。” 蒋介石面对这种情况,感到推进都匀的桂军廖磊已成为自己控制贵州的严重障碍。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南京电请粤、桂方面撤退援黔部队。理由是:“江西共匪自西窜身心迄今,沿途经各地军队截剿,损失奇重。现在已深入黔北川南。所余者,仅三万余,枪 枝不过两万。然已疲乏极点,不难消灭。有中央及川、湘、黔等省军队进剿既足。毋原来蒋介石利用粤、桂军队阻击红军转变为扼止粤桂军队北上入黔。

可见,在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不难消灭”的时候,就把防止粤、桂军阀插手贵州视为最重要的任务。红军入黔后,一直规避与红军作战以保存实力为宗旨的王家烈,所以未能摆脱蒋介石的圈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红军一渡赤水后,王家烈没有想到红军还会回来,以为灾难已过,天下太平,遂回桐梓家乡小水,为其母做七二寿辰,因而耽误了向广西靠拢的时间。当红军二渡赤水回攻遵义时,王家烈不是按白崇禧的脱身计在都匀“养病”,而是在贵阳。蒋介石抓住机会,令王家烈亲往黔北指挥作战。恰如王家烈自云:“二月二十一日,我在贵阳接蒋介石由重庆来电,大意说:红军回师东下,已到贵州赤水土城附近,命我亲率所部,在松坎以北,赶水之线堵截。我接电后,即由贵阳出发。”王家烈从此卷入了遵义大战的漩涡,结果一败涂地。遵义战役后的王家烈简直成为一个乞食的叫花子,到了“无所依归”的地步。蒋介石趁热打铁,逼王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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